大禹忙于治理洪水中国股票配资网站，三十岁还没有娶妻。
那天，他来到涂山。突然，一只白色的从他眼前闪过。
九尾狐是吉祥的象征，大禹预感到自己的婚事将近。与此同时，涂山氏的人也从九尾狐的出现预感到天将降福报于涂山，于是，他们唱了起来：
绥绥白狐，九尾庞庞。
成于家室，我都攸昌。
就这样，以九尾狐为媒，大禹娶了涂山氏之女。婚后，他们有了儿子启，并共同完成治水伟业。
这个半神话色彩的故事，或许是“狐”在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现身——带着子孙兴旺、部族昌盛的象征，在九州之内若隐若现。
这样的狐，一点儿也不像我们如今所认知的狐。
那么，问题来了：狐到底是怎么“变坏”的呢？
1
如今提起九尾狐，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，肯定不是大禹遇见的九尾狐，而是晚明小说《封神演义》里魅惑商纣王的“狐狸 精”妲己。
根据小说的讲述，商纣王从前期的英明神武变成后来的怪戾暴虐，是因为千年九尾狐精作祟，附身于商纣王的宠妾妲己为祸。被九尾狐附身后的妲己一改往日温雅含蓄的姿态，变得愈发妩媚。
同时，她开始利用商纣王的宠幸，出手干预商朝朝政，怂恿商纣王施行暴政，以炮烙、挖心等手段残害宗室大臣和百姓，致使商朝走向末路，商纣王在奢华的摘星台上自焚。作为这一切罪恶的载体，妲己也在这场大火中丧生，结束了她助纣为虐的一生。
可以说，正是妲己的妖化，赋予了九尾狐从未有过的神秘与魅力。也正因如此，在谈及祸国殃民、魅惑男人的话题时，狐才成为人们群起攻之的对象，狐狸 精、狐媚等词成为日常指代某些不良品行女子的标签。
但事实上，最初的九尾狐并非罪孽深重。按照《山海经》的解释，九尾狐是一种拥有九条尾巴、叫声似婴儿且能吃人的狐。这种狐在诞生之初，就有“食之不蛊”的功效——人吃了九尾狐的肉，就能不中妖邪之气，百毒不侵。
所以，在先秦文学中，狐最初的形象十分正面。殷商的创立者商汤在建立商朝时，曾遇到九尾白狐现世，当时人认为这是太平祥瑞的象征。而之后的东夷部落选择臣服周文王时，也曾将九尾狐当作贡品及祭品，进献到西岐，以此表达他们对周天子的臣服。
在《九章·哀郢》中，屈原则写道：“鸟飞反故乡兮，狐死必首丘。”首丘，意思是指狐狸如果死在洞穴之外，一定会在死前朝洞穴的方位倒下。这种动物天性，被寄寓了对故国、故土忠贞不渝的内涵，因此《礼记》也说：“狐死正丘首，仁也。”
狐狸仁德的属性一旦被确立，古代各种谶纬学说自然就少不了它们的身影。《春秋运斗枢》曰：“机星得，则狐九尾。”《孝经援神契》曰：“德至鸟兽，则狐九尾。”《白虎通·封禅》则说：“德至鸟兽则凤皇翔，鸾鸟舞，麒麟臻，白虎到，狐九尾，白雉降，白鹿见，白鸟下。”可见，在当时人的思想意识中，九尾灵狐并非害人的怪兽，而是帝德盛世的象征。
史上最早的农民起义军领袖陈胜、吴广在大泽乡起义时，便紧跟狐狸祥瑞，誓要做“有德之王”。
据《史记》记载，公元前209年，陈胜、吴广号召起义，反抗暴秦。为了服众，二人在起义前做了充分准备：首先，在帛书上写着“陈胜王”三字，趁着夜色塞到鱼肚子中，让士卒买鱼烹食；之后，陈胜又让吴广趁着夜色跑到附近的土地庙内“学狐鸣”，内容同样是“大楚兴，陈胜王”。经过几轮心理攻势，众人总算相信陈胜、吴广是狐神的使者，矢志追随其“伐无道，诛暴秦”。
然而，随着大泽乡起义的失败，狐神昭示天命的属性也被无情削弱，其“惑众”“媚众”的一面逐渐在民间显露出来。
2
与民间对狐狸采取半信半疑的态度不同，汉代的经学家们仍然坚信狐狸是祥瑞。
他们看到狐狸头小尾大，就不自觉地认为狐狸由小渐大乃是自然界秩序井然的表现，这暗合了一个王朝在强调君权神授的背景下对臣民要求的尊卑典章。因此，东汉的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中写道：“狐，妖兽也，鬼所乘之。有三德：其色中和，小前大后，死则丘首。”
许慎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指出狐狸具备“妖兽”的潜质，但在主流意识中，汉代的统治者及经学家还想继续深挖狐狸仁义道德的一面。于是，继“狐死丘首”后，他们又将“中庸之道”“尊卑之道”强加于狐狸身上，让天下臣民以狐狸为榜样，端正、戒勉自己的行为。
狐狸要继续充当王朝的祥瑞，那么，它的神化旅程就不能只停留于人间。结合汉朝人“事死如事生”的丧葬原则，两汉时代的建筑设计师及贵族统治者遂将狐狸形象融入墓葬砖画中。
在目前已出土的汉代墓葬砖画中，西王母、三足乌、白兔、蟾蜍等形象颇为常见，它们是构建“仙界空间”必不可少的角色。其中，西王母是道教的长生女神，代表天上的神仙长生不老，三足乌与白兔、蟾蜍则分别代表日月。在这些神话角色出场时，体形瘦长的九尾狐总能分得一席之地，匍匐在西王母身侧。可见，狐狸与日、月、神仙等共聚一堂，必然具备其他生灵无法涵盖的瑞应含义。
不仅如此，有些帝王还热衷于构建其个人与狐狸之间的瑞应神话。
曹植《上九尾狐表》记载，曹丕代汉称帝后不久，山东鄄城县以北出现了一大群狐狸，“大狐在中央，长七八尺，赤紫色，举头树尾，尾甚长大，林列有枝甚多”。根据描述，这位居中央的“大狐”就是一只赤紫色、尾巴有点分叉的大狐狸。可最先发现这群狐狸的人，却都说，这是他们迄今为止见过最真实的九尾狐。随后，地方官熬夜加班写了贺词，称这只九尾狐的出现是“圣王德政和气所应也”，变相地称颂曹丕改元称帝之举。
但九尾狐并不能庇佑曹丕所创立的魏国长盛不衰，祥瑞的幻觉仅维持了四十六年便宣告曹氏帝业的终结。
3
两汉以后，狐狸作为祥瑞的象征意义被不断削弱，而逐渐代之以妖异的气息——由神转妖的历史进程开始了。
西晋道士葛洪笔下的《抱朴子》言：“狐、狸、豺、狼皆寿八百岁，满五百岁，则善变为人形。”“称成阳公者，狐也。”初化人形的狐，鲜少变身为婀娜多姿的女子，而是经常变身为博学的老者或少年。
而且，即使有个别狐狸幻化成人形，以新的身份融入人间，还是会受到极大的生命威胁，甚至会被打回原形。干宝的《搜神记》中，就记载着一段狐狸 精幻化成人后，去拜访西晋名士张华而被对方识破身份的故事。
某年，燕昭王墓前有只千年狐狸成了精，幻化成人后，四处打听谁的学问最好。听说中书令张华“博识无伦”，又爱惜人才，他就有意到其府上讨教。
事情一开始进展得还算顺利。张华与狐狸 精幻化而成的少年一番交谈后，发现对方学识渊博，言谈举止都透露出不凡的气质，遂对其刮目相看。可是，随着两人的交谈越深入，张华就越感觉自己比不上人家，不禁怀疑起对方的身份。
当时，民间传说狐狸 精与鬼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只有上了年纪的老狗能辨别。张华便让府中家丁将少年团团围住，并放出老狗，一旦识破对方身份，就拖出去打死。谁知凡间的老狗奈何不了千年狐狸，几个回合下来，少年依旧风度翩翩，傲视人群。
张华仍不死心，听说千年的狐狸要现原形，需用千年的古木做成火把照之，方能奏效。他就派人到燕昭王墓前，将护陵大树劈了，做成火把用于照妖。
最终，在张华的一波操作下，狐狸被迫现出了原形。
可是，这只狐狸 精来找张华，最初的目的只是想与之论道而已。狐狸 精的出发点是友善的，而当世名声最响的大名士却始终抱持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的观念，必欲除之而后快。可见，对于人类而言，狐狸 精与今日的人工智能相似，灵力再强，也是不足以和人相提并论的。
另外，从狐狸 精与张华的遭遇来看，我们也能感受到，当时社会贵族阶层对于知识的保护壁垒是多么的森严。当门阀世家把知识、权力垄断在自己手中时，民间的玄学家所能做的，就是让狐狸 精想尽一切办法戳穿人类的“遮羞布”。
4
随着时间推移，狐狸 精由男变女之风，开始盛行。
《洛阳伽蓝记》记载了一则狐狸 精剪人头发的故事。说是北魏孝明帝熙平二年（517），洛阳大市北边的慈孝里，住着一位专替人吹奏丧乐的唢呐手孙岩。孙岩与妻子结婚已经三年，但其妻每晚都和衣而睡。有一晚，孙岩按捺不住冲动，想与妻子行夫妻之实。他趁妻子熟睡，偷偷地脱掉她的衣服。
谁知，他看到自己的妻子身上长着三尺长毛，屁股处还有一条又粗又壮的尾巴。他吓得大叫，也把他的狐妻惊醒了。狐妻见被识破身份，遂剪下孙岩的一撮头发后，迅速逃跑。
孙岩立即向左邻右舍通报了其妻为狐妻的事实。之后，人们在街上行走时，经常不经意间被不明生物剪去了头发。此事前前后后有130余人中招，大家都认定是孙岩的狐妻所为。
无独有偶，在正史《魏书》中，也有一段关于“狐魅截人发”的记载——“肃宗（魏孝明帝）熙平二年，自春，京师有狐魅截人发，人相惊恐。六月壬辰，灵太后召诸截发者，使崇训卫尉刘腾鞭之于千秋门外。”
很显然，《洛阳伽蓝记》中所载孙岩狐妻之事，实际是在影射宣武灵太后垂帘听政，破坏了北魏帝系的正统传承，有阴盛阳衰之嫌。
北魏的文学传统，对于隋唐及此后的狐妖形象认知与塑造，亦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。及至唐朝中叶，狐狸 精“以阴吸阳”的说法持续发酵，为了让当世君主及世人远离女色，诗人白居易提笔写了首《古冢狐》，将女色禁忌与狐妖、狐媚蛊惑人心的观念联系到一起：
古冢狐，妖且老，化为妇人颜色好。
头变云鬟面变妆，大尾曳作长红裳。
徐徐行傍荒村路，日欲暮时人静处。
或歌或舞或悲啼，翠眉不举花颜低。
忽然一笑千万态，见者十人八九迷。
假色迷人犹若是，真色迷人应过此。
彼真此假俱迷人，人心恶假贵重真。
狐假女妖害犹浅，一朝一夕迷人眼。
女为狐媚害即深，日长月增溺人心。
何况褒妲之色善蛊惑，能丧人家覆人国。
君看为害浅深间，岂将假色同真色。
白居易的诗流传甚广，以至于在此之后人们提起狐狸 精时，总会将其与依附于男人生活的女子相互映射。只要她们所依附的男人有不道的行径，她们就会被骂作狐狸 精，同时必须承担男人犯错的后果。就像《长恨歌》中塑造的杨贵妃一样，唐玄宗后期怠政，引发安史之乱，皆因曾经神功圣武的他受到了杨贵妃这样的人间“尤物”魅惑所致。
不过，在狐妖皆淫妇的观念笼罩下，也有部分文人替狐妖仗义执言。与白居易时代相近的史学家沈既济，就曾创作过一部讴歌狐妖本性善美的《任氏传》。
沈既济称，唐玄宗年间，生活在长安城的士人郑六，在街头遇着一个美妇人，自称任氏。郑六被她的美貌所吸引，不顾任氏坦白自己狐狸的身份，执意要与之展开“人狐之恋”。郑六有一亲戚韦崟，知晓其事，见任氏美貌，就想施以强暴。但，韦崟数次加意，任氏却百般推拒、抵死不从，以致好色而仗义的韦崟大受感动，敛衽道歉。后来，任氏嫁予郑六为姬妾，贤惠始终，被传为一时佳话。
可以看出，在唐朝人的观念里，狐妖幻化为美妇人已成时代潮流，但其形象并非只是白居易所说的“淫妇”，而是可能具有坚贞多情的品格。
5
与此同时，狐狸从帝王的“瑞兽”，开始变成民间的“守护神”。唐人张鷟的《朝野佥载》称：“唐初以来，百姓多事狐神。房中祭祀以乞恩，食饮与人同之。事者非一主。当时有谚曰：‘无狐魅，不成村。’”可见，狐神信仰有多盛行。
然而，相对于人类而言，狐再怎么弃恶从善，终究是“兽质人心”。
据司马光的《涑水纪闻》记载，科举状元王嗣宗于宋真宗景德年间出任邠州（今陕西郴州）知州。王嗣宗上任前，邠州上下无论士庶，皆信奉“狐王”，认为狐王可“通神”。百姓岁时祭祀，对“狐王”顶礼膜拜，甚至连当地姓胡的人都改了姓，生怕引来祸患。而到任邠州的官员，也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：若不拜狐王，任上诸事不顺，轻则丢官，重则丧命。
王嗣宗是个无神论者，上任后即下令府衙“毁其庙，熏其穴，得狐数十头，尽杀之”。当地百姓直接吓傻了，他们生怕王嗣宗命不久矣。然而，数日过后，王嗣宗不仅红光满面，还比从前更加精神了。
至少在王嗣宗时期，邠州的狐王信仰破灭了。
事实上，北宋毁狐王庙之事屡见不鲜，连皇帝都有过类似的举动。《宋史》记载：“宣和七年（1125）秋，有狐由艮岳直入禁中，据御榻而坐，（宋徽宗）诏毁狐王庙。”
看起来，宋徽宗毁狐王庙似乎是那只不识相的狐狸，不慎坐错位置，引发了圣怒。实际上，据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考证，自中古时代以降，“狐”与“胡”这两个同音异义的字，同韵、同调，同音反切，其意义是相通的。中国人将腋下散发出来的臭味称作“狐臭”，其原来的写法很可能就是“胡臭”，因为这种臭味是由“西胡”带进中国的。
换而言之，在宋末被金人压制的历史背景下，宋徽宗杀狐、毁狐王庙，并不是临时起意而为，而是希望通过“杀狐”来达到“杀胡”的效应，以神鬼之说延长国运。于是，尽毁狐王庙，将狐狸打回妖异境地，似乎就成了庇佑大宋国祚最好的办法了。
当然，这只是“教主道君皇帝”的一厢情愿罢了。
6
到了明代，随着《封神演义》的面世，九尾狐通过附体妲己，再次迎来了全民关注。相比早先关于狐狸是妖是神的讨论，人们此时更关注的，是狐狸在具有灵力的情况下，如何与人类实现更有机的结合。
在这方面，《封神演义》无疑给了最好的回答。
据书中讲述，九尾狐附身妲己的前因，乃是因为女娲娘娘于三月十五日寿诞之际，遭商纣王艳诗侮辱。女娲娘娘实在咽不下这口气，才召九尾狐狸 精、九头雉鸡精和玉石琵琶精到跟前面授机宜，要她们寻找合适的时机，隐去妖身，潜入宫院，惑乱君心，配合武王伐纣，助天下改弦更张。
可见，在《封神演义》中，九尾狐一开始是具有通神的本领，具备神性的。可等她们进入商纣王宫院后却发现，若要魅惑君心，便意味着必须与商纣王手底下的忠臣良将展开斗争。于是，九尾狐逾越了女娲娘娘的授权，启用妖异思维，蛊惑商纣王沉迷酒色、诛杀忠良，不择手段葬送了商朝。
当然，作为正道的化身，女娲娘娘最终也让九尾狐等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但，这样亦正亦邪的狐狸 精形象，作为人世间复杂状况的一面镜子，显然是更加生动的。可惜在后世的流传中，人们只记住妲己的妖异，却忘记她的神性。
有清一代，狐仙开始统治小说中的狐族世界。它们不再是神、妖时代生人勿近的形态，转而成为智慧与法术并存的情感化身——这必须感谢蒲松龄。
《聊斋志异》里出现的莲香，就是一个典型的为情生、为爱死的狐仙。莲香的情郎桑生，自幼痛失双亲，一个人在红花埠借屋居住。当时，红花埠是有名的烟花之地，桑生性格文静，很少与外界交往。久而久之，桑生的邻居们都认为他胆小怕事，性格孤僻。
桑生异于常人的行为，引起了狐仙莲香的注意。一夜，她借故敲开桑生家门，桑生被莲香的妖艳妩媚所吸引，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，隔三差五就要私会一室，共度欢愉时光。后来，由鬼魂化身的女子李氏也缠上了桑生，三人逐渐陷入了“三角恋”的状态。
李氏的欲求无度，让桑生的身体日渐孱弱。看到情郎如此负心，莲香虽痛在心上，却没有意气用事。她利用自己的智慧和仙术治好了桑生的病。之后，发现桑生仍然无法舍弃李氏，她又主动找上李氏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尝试与李氏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，并为之申冤，使李氏最终羞愧离去，转世投胎至附近的富户张员外家。
莲香的“善举”旨在捍卫自己的感情关系，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，她的行为彰显了狐仙异于鬼魅的独特个性。正如康笑菲在《说狐》一书中所言，狐精（狐仙）的存在有个仪式上的含义：她驱除了鬼魅的影响力，治愈病痛，并逢凶化吉。
话又说回来，无论爱情多么动人，如桑生般凭凡人之躯，尽享狐妻鬼妾所赐之艳福，对于崇尚固本培元的古人来说，终究有损寿元。因此，在小说中可以缠绵悱恻的狐，到了现实中，依然是可敬而不可近。
在清代，北方老百姓以狐、蛇、猬、鼠及黄鼠狼为财神。民间不仅建有五圣庙，一些官宦、百姓还公然把狐仙请回家中供奉，称“大仙黑胡同”“出马胡三太爷”“公道娘娘”等。每逢初一、十五，亦或是家中喜庆的日子，他们都会应时上供，祈求狐仙保佑。
随着清代狐仙文化在民间的盛行，一些神棍也看到了一条“生财之道”——使女子“伪为狐状”，诈取百姓钱财。
纪晓岚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就记载了一名游士之妾假托狐女身份卷款潜逃的故事。该游士曾在广陵纳一妾，此妾侍颇通文墨，对游士关怀备至。只是忽有一夜，游士出外喝酒，误了回家时辰。等他回来时，妾侍早已不见踪影，桌子上只留下一封书札，上面写着：“妾本狐女，僻处山林。以夙负应偿，从君半载。今业缘已尽，不敢淹留。本拟暂住待君，以展永别之意，恐两相凄恋，弥难为怀，是以茹痛竟行，不敢再面，临风回首，百结柔肠，或以此一念，三生石上，再种后缘，亦未可知耳。”
一开始，大家对游士失妾为狐仙之事，还深信不疑。而游士也整天拿着这名女子留下的书信，睹物思人。直到有一天，这名女子与其新结识的目标坐船北上，途中遭遇盗匪打劫，在官府缉盗的连带审讯下，实情才浮出水面。
原来此女之母一直从事钓“金龟婿”的行当。她见女儿与广陵游士的感情关系已成，就又为其许了另一门“亲事”，将女儿“卖”给下一个敛财目标。此女要脱身，故而“伪以狐女自脱”。
真相大白，但游士仍不愿相信事实，“以典籍尝有此事，弗致疑”，对女子假托狐仙行骗的行为，也不追究。
以假为真，以真为假，可见当时人对狐仙文化到了何等着迷的程度。发生在康熙年间的湖广朱方旦妖言惑众案，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。
朱方旦原本只是当地的一名江湖郎中，平日除了给百姓看病外，也以占卜求卦为副业。可是有一天，坊间突然传闻朱方旦的妻子乃狐仙，原因是这位朱夫人平日“衣襦履袜之属，皆以红为之”，恰合当地的赤狐传说。而且，朱方旦不仅医术了得，有时候用符水济人也是药到病除，此中缘由，皆是因其妻“出神告之”。
很快，传言在汉阳府（今湖北武汉）内引起了极大轰动，朱方旦趁机广收生徒，传法修道。从朱方旦修道，“人趋之者日以千计”。再后来，朱方旦自号“二眉山人”，造《中说补》，聚徒横议，甚至一度跑到江西龙虎山去“谋夺张真人所居”。信徒们在他的带领下，也相继发起冲击道教、煽惑兵事的非法活动。
事情愈演愈烈，朝廷介入，最终，朱方旦因利用狐仙妖异之说煽动民心，被判斩立决。而作为迷信狐仙邪说的无辜百姓，顾齐宏、陆光旭、翟凤彩三人因附会朱方旦，甘称弟子，造刻邪书，被判斩监候。一群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
或许是想给所有迷信之人一个警醒，康熙皇帝后来许下宏愿：“愿后世之为君者，无惑于神仙之说！”
是的，正如人受惑于狐仙，错不在狐，在人。
参考文献：
蒲松龄：《聊斋志异》，中华书局，2010年
纪晓岚：《阅微草堂笔记》，重庆出版社，2009年
康笑菲：《说狐》，浙江大学出版社，2011年
李剑国：《中国狐文化》，东方出版社，2022年
胡晨：《南方民族原始信仰文化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20年
林永匡、王熹：《清代社会生活史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16年
张程：《九尾狐从祥瑞到妖异转变的思想内涵——以汉唐为中心的考察》，《湖北社会科学》，2017年第6期
李炳海：《从九尾狐到狐媚女妖——中国古代的狐图腾与狐意象》，《学术月刊》，1993年第12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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