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6年配资321，赵建民被捕入狱。特务从他撕碎的情报残渣里，扒出一个孤零零的“祥”字，当即逼他交代同伙是谁。赵建民面不改色，张口就答：“周宝祥。”
没人知道，这个名字，是他临时编出来的。
那时候的赵建民，身兼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和济南市委书记两职。过去三年里，他骑着一辆快散架的自行车，跑遍鲁西、鲁北的村村寨寨，把一个个失联的党员找回来，硬是把瘫痪的山东省委重新搭建了起来。
眼看工作刚有起色，祸事就找上门了。
9月27日那天，他在街上迎面撞见一个人——房春荣。一年前在莱芜开会，两人还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讨论工作。可赵建民心里一清二楚：这人早就叛变投敌了。
房春荣也认出了他，当即扯着嗓子大喊：“抓共产党！”
赵建民的第一反应不是逃跑，而是毁掉情报。他怀里揣着瓦窑堡会议的重要文件，这东西要是落到敌人手里，整个山东地下党都得全军覆没。他一把掏出纸，狠狠撕成碎片，塞进嘴里拼命往下咽。
特务冲上来按住他时，只从他嘴角抠出几片湿透的纸渣，上面的字迹早糊成了一团。
有叛徒当面指认，身份根本藏不住。当天夜里，刑讯就开始了。
从上午十点打到下午五点，鞭子抽、烙铁烫，七八个小时的酷刑没停过。赵建民被打得皮开肉绽，晕过去又被冷水泼醒，却始终没吐出一个真实名字，没供出一个联络点。
后来，特务在牢房角落捡到一小块带“祥”字的纸片，如获至宝。
“快说！这个‘祥’是谁？你的同伙叫什么？”
赵建民眼皮都没抬，淡淡回道：“周宝祥。” 还顺手编了个假地址。
特务信以为真，立马派人去抓人，结果自然是扑了个空。直到这时，他们才反应过来：自己被耍了。
气急败坏的特务折回来，又是一顿更凶狠的毒打。前后七次审讯，用尽了各种手段，赵建民却始终咬紧牙关，死活不松口。
实在撬不开他的嘴，特务只好把他转到普通监狱，等着省主席韩复榘做最终裁决。
进了大牢，赵建民也没闲着。他悄悄联络狱中的其他政治犯，秘密成立了狱中党支部，自己担任书记。他还组织大家给前线的抗日将士捐款捐物。
监狱当局不许他们捐款？赵建民就带头绝食抗议。双方僵持了好几天，最后当局实在扛不住，只能让步。
1937年初，韩复榘亲自提审赵建民。这位军阀办案雷厉风行，一天能判十几个死刑，人送外号“韩青天”。
军法处处长一上来就厉声说：“这人顽固不化，留着就是祸害，该枪毙！”
韩复榘盯着赵建民，慢悠悠问道：“你一个学生，不好好读书，为啥非要去搞共产党？”
赵建民慢慢抬起头，声音不大，却字字清晰：“为了抗日。日本人占了东三省，控制了冀东，华北眼看就要保不住了，山东也撑不了多久。您是山东的主官，该支持我们打鬼子，不该抓抗日的人。”
处长急了，连忙插话：“他把机密文件全吞了！这种人留着就是隐患，赶紧毙了！”
韩复榘没说话，就那么定定地看着赵建民。他发现，这个年轻人眼神平静，一点没有怕死的样子。
沉默半晌，他忽然改了主意：“直接枪毙太便宜他了，关起来，慢慢磨。”
赵建民又被押回了牢房。
转机出现在几个月后。“七七事变”爆发，抗日战争全面打响，国共两党开始合作抗日。中共中央派人跟韩复榘谈判，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。
1937年10月，赵建民走出了监狱大门。
他一天都没歇着，当天就主动请缨，前往鲁西担任特委书记。到任后，他四处收编地方武装，组建抗日队伍。后来又多次带队伏击日军，打得鬼子闻风丧胆。老百姓敬佩他，给他起了个外号：“活着的赵子龙。”
抗战胜利后，赵建民继续带兵打仗，先后担任八路军军分区司令员、第二野战军军长，转战南北，屡立战功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他调回山东工作，先后担任山东省委书记、省长，为家乡的建设奔波操劳。
他一辈子都过得十分节俭。吃馒头时，掉在桌上的碎屑都会伸手接住，一粒都不肯浪费。对家人，他从不搞特殊，孩子上学、找工作，全靠他们自己打拼。但只要是为家乡争取修路、建学校的事，他从来都是尽心尽力，半点不含糊。
2012年配资321，这位百岁老人走完了他铁骨铮铮的传奇一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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